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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时代丨赴美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全球公民想象能否成真?

发布日期:2020-07-05 14:12浏览次数:
移民时代丨全球化受到挑战的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移民研究

十四岁那年夏天,张菱黎(本文提到所有的人物均采用化名)独自离家登上了从广州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的航班。她和她这代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自出生起,就是承载了全家的爱和希望的掌上明珠。她的母亲是当地市级医院的医生,父亲是一个中小型医疗器械公司的商业合伙人。他们做出了和几万中国上中产家庭一样的决定——送子女去十几万公里远的美国读私立高中。于是菱黎乘坐了十四小时的商务舱航班,换上学校的接送大巴,再颠簸两小时后终于到了群山环绕、绿树成荫的一个典型新英格兰小镇。她的父母期望她就此能远离应试教育的压力,远离为了备战高考的无尽习题,自由自在地成长,有光明而快乐的未来。为此他们每年需要支付至少五万美金(相当于三十多万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这场远隔重洋的“小别离”而带来的情感代价更是难以计算。
到达美国的私立高中以后,菱黎发现自己过上了教学楼、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一有假期她就和在广州备考托福时认识的小伙伴一起去纽约“放风”,一年也就两三次这样的机会。到了纽约,他们的主要行程就是去吃正宗的中餐,喝上几杯奶茶,做个美甲,过回他们在国内习以为常的城市生活。这些旅行自然需要在家长和学校都知情同意才可成行。在学校的时候,她发现和美国人做朋友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她对美国高中生的派对文化和他们热衷的美式橄榄球毫无兴趣。她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美国同学有点“呆”,也不想和他们进行过多的交流。在这个她口中的“村里”的学校待久了,她变得郁郁寡欢,每年只盼着回家,能回到广州这个美食之都吃香喝辣。
十六岁的吴法兰也走过了类似旅程,从上海到达了马里兰州的一所寄宿学校。法兰其实出生在美国,不过只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他赴美读博的父母就取得了生物学学位,带着他一起回到上海工作。法兰对于让自己变得更“美式”有着极大的热情。他在美国高中关系最好的同学是个墨西哥裔美国人,谈起和好友一起到墨西哥过感恩节的经历,他两眼发光,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那真的到没有中国人的地方,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没有用我的母语进行交流。完全用外语交流,既然在这个地方能生存九天。那我确实是有自理能力啊,交流能力啊,社交能力啊。”法兰对他在美国高中新习得的这些技能非常满意。他也提到了自己还在中国读高中的朋友们似乎缺乏机会锻炼这些能力。同时,他热爱上海,希望能在毕业之后有机会外派回到上海工作。
菱黎和法兰是众多踏上漫漫教育旅程赴美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的缩影。赴美留学低龄化近年来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众多独生子女,在十四岁甚至更早,离开父母的陪伴独自远赴重洋,公众讨论中经常诘问这个经济投入和情感消耗都颇高的选择是否值得。对于这个跨国教育选择的利弊分析,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将把重点放在展现这些城市上中产家庭做出这个教育选择背后的结构性成因以及这些家庭的切身经历。同时,在新冠疫情影响的当下,进一步探讨对于“全球公民“想象的影响。在2015到2017年之间,本文作者在北上广访谈了近百名曾经或者现在在美国读高中的学生、学生家长和辅助他们申请的教育咨询从业人员。中国上中产家庭送独生子女赴美读高中不仅是个相对新的跨国教育移民实践,更是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巨变和上中产阶层崛起的窗口。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人数从637人一路飙涨到46125人。这个群体在美国被称为“空降学生”,意指没有父母陪伴,如同被直升机空投到陌生地界的一群学生。在中国语境中,他们常被称做“美高学生”。赴美读高中的潮流兴起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九十年代经济腾飞的时刻,但相比中国大陆,毕竟人数有限。而中国青少年独自赴美求学其实也由来已久。早在清末就有容闳主导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前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出洋时年龄从12岁到15岁不等。这波留学生肩负了现代化的使命,也是清政府的强弩之末。其中不乏后来颇为著名的外交官唐绍仪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人才。清末的留美幼童大抵是走向衰亡帝国的困兽之斗,而新一代的“美高”学生则体现了了全球化视角下个人命运和崛起的中国之间的交织。通过理解这些上中产家庭的教育选择,我们也能进一步理解崛起的中国上中产阶层和教育移民给他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能以此为起点,激发读者对于公民身份、跨国教育以及全球中产阶层生产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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